6月24日，当阿丽再次走进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时，脚步轻快了许多，刚拿到手的判决书还带着油墨的清香。这份历尽波折的判决书，承载着阿丽多年的期盼，也见证了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则更迭背景下，为维护公平正义所付出的不懈努力。
从“半屋之约”到“权益落空”
2024年2月的一天，阿丽紧攥着一份泛黄的民事调解书走进武汉市检察院。“法院判给我一半房产，怎么拆迁款全归了前夫?”她向检察官讲述了一场跨越14年的拆迁补偿纠纷——
2008年5月，阿丽与前夫阿强离婚，法院出具的调解书明确了位于武汉某小区的两层半房屋由双方各享50%份额，如果日后拆迁，权益由双方均分。2010年城中村改造启动，阿强却瞒着阿丽与拆迁公司单独签订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》，将全部权益据为己有。2011年，阿丽提起确权诉讼，2017年胜诉，但拆迁公司仍将2012年至2019年间本应属于阿丽的过渡费支付给了阿强。
2020年7月，阿丽起诉拆迁公司追讨过渡费，一审胜诉，拆迁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。2021年9月，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将该案发回重审。一审法院重审后，以“拆迁公司2010年与阿强签订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》时不知情”为由，认定协议有效，驳回了阿丽的诉求。阿丽提起上诉、申请再审，均被驳回。
“拆迁公司2011年就知道我们离婚了，凭什么仍把属于我的过渡费支付给他?”阿丽始终不解。
锁定关键节点揭开真相
武汉市检察院受理案件后，承办检察官经梳理案情发现，由于该案时间跨度大，关键信息已无从考证，阿丽提供的拆迁登记工作联系人成为突破口。检察官通过询问该联系人证实，阿丽当年确实交过离婚材料，且已经上交村里。检察官找到村集体，却被告知资料已遗失;联系拆迁公司时，对方称拆迁登记工作由村集体负责，该公司仅依材料公示。
为查实关键信息，承办检察官又调阅了大量关联案件的卷宗，发现2011年4月13日，法院在审理阿丽确权案时，拆迁公司对离婚调解书发表了质证意见，还认可了其真实性——这意味着拆迁公司最迟在2011年4月13日那天就知晓阿丽享有一半的拆迁权益。
承办检察官随即调取拆迁公司的支付明细表，发现拆迁公司将属于阿丽的过渡费支付给阿强的时间全部是在2012年8月之后。检察官认为，拆迁公司明知对方享有权益，还把钱全部支付给了无权处分的一方，这不是疏忽，是恶意。
法律规则更迭中的“正义守恒”
“该案的焦点在于，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后法律规则发生了变化：原合同法‘无权处分效力待定’的规则变为了民法典‘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’。”检察官向记者解释，按照原合同法“无权处分效力待定”规则，无处分权人阿强与拆迁公司签订的《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》需要权利人阿丽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才有效;若阿丽不追认，则合同无效，拆迁公司需直接向阿丽支付过渡费，这也是阿丽在原规则下有望胜诉的原因。
而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明确了“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”，法院以“拆迁公司签约时不知情”认定协议有效，正与此规则紧密相关——即便阿强无权处分阿丽的过渡费，其与拆迁公司的协议仍属有效，拆迁公司向阿强付款视为履行有效合同，阿丽只能向阿强追偿，这直接导致了阿丽维权失利。
“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条规定，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，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。”武汉市检察院在案件审查报告中指出，拆迁公司明知阿丽享有拆迁权益，却依然向阿强支付本属于阿丽的过渡费，这一行为违背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。这种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。
2024年4月，武汉市检察院就此案提请抗诉，获湖北省检察院支持。湖北省检察院提出抗诉后，湖北省高级法院指令再审。今年6月，再审法院采纳监督意见，明确拆迁公司应当向阿丽支付过渡费。鉴于拆迁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，改判阿丽享有相应债权。(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)
（周晶晶 平雅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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